袁樞(1131~1205),南宋史學家,字機仲,建州建安(今福建建甌)人。幼年就能賦詩,很有抱負,十七歲進杭州太學,孝宗隆興元年(1163)中進士。
《通鑒紀事本末》完成于南宋淳熙元年(1174),它把《資治通鑒》中所載的戰國至五代的史事,歸納成二百三十九個題目,附錄六十六事,大小共三百零五件事,詳述事情本末。開創了史學創作中的“紀事本末體”。《通鑒紀事本末》從內容上講完全脫胎于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),只是把原分散在各卷中的同一件事的有關聯者集中在一起,并重新加上一個標題,整部書完全源自《資治通鑒》,因此,有人說:《通鑒紀事本末》是《資治通鑒》的重抄。
作者袁樞巧妙抄書,不僅抄出了一部著作,而且宣告了一個嶄新的史書體例“紀事本末體”的誕生。梁啟超將此書譽為中國古代“善抄書者可以成創作”的典型范例之一。
在這部書問世之前,古代史籍所采用的體裁主要是兩大類,即“紀傳體”和“編年體”。紀傳體以人為主線,對于時間、事件、人物各方面都可以兼而顧之,但也有各部分相互重復和脫節的缺點,編年體則是以年代為線索,突出歷史發展順序,而記事卻前后割裂,破壞了事件的完整性。比較而言,紀事本末體的手法更接近于現代史書,具有一定的進步性。這種體裁采用的是以事件為中心,標題立目,進行系統的闡述。這樣一來,文中所記錄事件的來龍去脈便一清二楚了。
雖然作者袁樞的實際工作不過是將《資治通鑒》打散重編,原文照抄,但是由此導致紀事本末體的出現,卻促成中國歷史編纂方法上的一大進步。但是,它也并非一無瑕疵。它只能從全部歷史中選擇某些方面做系統的敘述,卻不能對全部歷史做全面系統的敘述如:在《通鑒紀事本末》的全部篇目中,記錄的絕大多數是政治、軍事方面的事件;而經濟方面的只有唐朝兩條:“奸臣聚斂”和“兩稅之弊”;文化方面則一條也沒有。這主要是因為這方面的材料十分零散,所以干脆放棄。
